澳門歷史
澳門，古老而又年青的城市。
她的名字最早記載於明朝史書，叫做“蠔鏡”（濠鏡），此後還有“濠江”、“海鏡”、“鏡湖”等多個別名。
概因四、五百年前，本地蠔產豐富，南北兩海灣，水靜灣圓，有如明鏡也。後來又稱作“澳”。“澳，泊囗；外國船隻停航寄泊的地方。”諸番求蠔鏡為“澳”，故稱“蠔鏡澳”。地屬香山縣，亦稱“香山澳”。至於今名”澳門”，其由來則有多種傳說，一“門”是中國內河通往海洋的海峽總稱，本地內港的媽閣廟，隔海同灣仔的銀坑相望，形成海峽像門；一說本地南面對開的仔、小橫琴、路環、大橫琴四島離立對峙，海水貫流其間，成十字門狀，所以亦有“十字門”之稱；又有一說本地南台山（媽閣廟山）和北台山（蓮峰山），兩山相封成門。總之，既是澳，亦有“門”，便稱澳門了。
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與日本人先後來華，他們都是利用澳門作為同中國通商的門戶。初來時，在媽閣廟處登陸，葡人因此稱澳門為“馬交”（MACAU），日人則稱之為“阿媽港”。
根據史書記載，在南宋以前，即十三世紀前，本地是荒山野地，沒有人煙，亦未正名，直至蒙古族入侵中原，南宋瀕淤覆亡，閩浙一帶官兵紛紛避難南逃，部分人飄泊到此，尋找生活。
公元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蒙古定國號為元之後，元軍南下大舉攻宋，1276年南宋恭帝德佑二年，元軍攻陷宋都臨安（杭州），俘宋恭帝； 1279年，元朝終於滅了南宋，在此戰亂期間，正是國亡家破，南宋皇親國戚、文武百官，爭先乘船南撤逃亡。其中最大一批是張世傑率領宋軍及民兵五十萬人，船舶二千多艘，簇擁幼主端宗趙罡，幾番周折，來到路環、仔一帶海面，當晚遇狂風吹襲，御船翻沉，帝罡得病一臥不起，損失慘重，只好上岸栖居。及後元兵追至，宋軍依仗澳門媽閣山及路環高地，水兵列陣十字門，同元軍作生死大戰，擊退元軍。
自此以後，澳門始稍有人煙，但由於地方細，耕地缺，物產少，立足生活繁衍後代並不容易。直至十六世紀中葉，即明世宗嘉靖年間，本地仍然是荒涼一片。人煙稀薄，只有舟船寄泊。
葡萄牙人在1535年中國明朝嘉靖十四年，取得在澳門停靠碼頭，進行貿易的便利。 1553年明朝嘉靖三十二年又藉詞在澳門登陸，1557年明朝嘉靖三十六年，開始在澳門定居。而葡人來華，是在1513年明武宗正德八年，比佔居澳門早四十多年。當時，葡萄牙已於1510年佔領了印度果阿，1511年又攻佔馬六甲，海軍勢力指向中國。第一位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人是歐維士（Jorge Alvares），他率領的船隊於1513年在零丁島附近下錠。
正德九年至十一年即公元1514至1516年間，葡國船隻多艘在安德地（Andrade）率領下，幾次來到廣東，要求入京，都未獲得中國官員批准。1517年即明正德十二年，葡人又要求進京，同時用武裝商船在廣東沿海測量港彎。
廣東令政使兼海道副使吳廷，接納葡人進京的申請，並呈文上奏朝廷。翌年，葡國使者被御准赴京，道咪卑利士（Tome Pires）作為葡國派到中國的第一位特使在廣州登陸，兼程趕赴北京覲見正德皇帝，首先提出通商要求，但沒有結果。葡人登陸澳們之前，已先到香港屯門。1516年正德十一年，他們在屯門葵涌一帶設立營寨，裝造武器，買賣通商。這些活動，深受閉關自守的中國官員反對。這時候適逢正德皇駕崩，1521年嘉靖（世宗）即位，接納朝議，下令驅逐葡人，並拒絕他們朝貢。
1523年明世宗嘉靖二年，葡萄牙一支海軍艦隊，入侵新會縣西草灣失敗。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明朝又禁止葡萄牙船駛入寧波港。這種情勢之下，葡人為了打開葡中、葡日的貿易通道，追切需要在中國找一處地方作為基地，只有到廣東來，被迫使用浪白澳為泊囗。浪白澳在澳門西南二十八哩處，是中國為防止外國籍商賈侵擾內地，廣東市舶司特撰定為外國船隻停泊的地方。但該地並非優良海港，孤島懸海，水土又十分惡劣，居民極少，很難長駐，葡人泊船通商，十分不便，早有心開辟澳門。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國船商藉囗航船觸礁下沉，進貢物品被浸濕，申請借地晾晒，同時賄賂廣東海道吏汪柏，登陸澳門。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人開始在澳門定居。（亦有一說葡人於1553年到浪白澳，1557年才從浪白澳移居澳門。）從此以後，葡人在澳門南灣沿岸一帶，依山建樓房築炮台，建城牆設崗哨，雄踞海畔，有澳門城之稱。內地商賈販夫邊民，聞風而來，在現時的十八間及營地大街一帶起屋開店。成行成市，故又叫做“澳門街”。
葡人經過多次教訓，這時已知道同中國貿易，不能不守規矩些，所以佔居澳門後，已算尋得一個通商門戶，比較注意策略。在他們刻意經營之下，澳門成為中西方第一個貿易商埠，壟斷了歐洲同中國的海上貿易，宗教和文化也隨之發展起來。
1568年8月，首位宗教領袖卡內羅(D.Belchi or Carneiro）來澳，為澳門第一任主教。1575年1月23日，澳門教區作為遠東第一個主教區正式成立，這樣，澳門又逐漸成為西方在中國的文化和宗教中心。到了1621年，全澳已有人囗兩萬多人，開設有鑄炮廠、船廠以及能生產軍械火藥的手工業作坊。不過，此時的地方行政及司法權力，仍然由中國掌握，直至十九世紀中葉。
嘉靖年間，中國在澳門設提調備候行署，管理葡人的居留及貿易，但對葡人越來越多的趨勢，持有戒心。因此，在1574年神宗萬歷二年，在澳門與內陸連接的地方設關閘，派官兵把守。
1621年熹宗天啟元年，又在前山建寨，立參將府，陸海兵近兩千，大小船隻五十艘，分駐守放澳門外圍各島嶼。葡國同中國訂立澳門借地條約，是在1582年明神宗萬歷十年。條約規定澳門葡人每年向香山縣繳納地租五百兩白銀。
1614年萬歷四十二年，廣東又與澳葡訂約，立下禁例，諸如禁止買賣人囗，禁止買賣私貨等。1623年，葡國派遣馬土加路也（D.Francisco Mascarenhas）為澳門首任總督。
1644年滿族入關建立清朝，繼續執行明朝在澳門訂立的法律和制度。1730年清世宗雍正八年，香山縣在澳門望廈村設立縣丞衙署，專門受理澳門葡人及華人一切訴訟事宜。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朝在澳門關前街設立海關，成為當時中國四大海關之一（其他三大海關是雲台山、寧波及漳州）。
1842年宣宗道光二十二年，中英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腐敗無能，國勢日頹。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澳門總督亞馬留（Joao Ferreira do Amaral)單方面宣佈將澳門改為自由港，不准在澳門的中國海關和稅館繼續存在，中國官員及家屬被迫全部撤離。從此，葡萄牙佔領澳門，不僅停止向中國政府繳納租金和關稅，反過來向澳門華人徵收田賦，正式取得了澳門的行政權，並向東北擴展地界。因而激起華人反抗，同年八月發生亞馬留被華人青年斬殺事件，中葡（澳）關係一時緊張。澳葡仍然於1851年佔領仔，
1864年佔領路環，設立“海島鎮行政局”。
1862年穆宗同治元年，葡派澳督基馬拉士（Lsidoro Francisco Guimaraes)到北京同清政議約，被清廷拒見，只有住在法國使館內，由法國大使代���洽約。初時，清提出收回澳門，恢復在澳門設官衙收租稅。但葡要先解決亞馬留被殺問題，經過一番爭持，最後達成協議，清政府可以繼續在澳門設官府衙門，但不得再提收租。法大使代表葡國同清簽約，葡未簽字。1864年同治三年，葡派遣使節到北京換文，清發現條約的中文本予法文本不符，法文本不是將澳們規定為廣東省的一部分，而是已經脫離中國的地區，結果換文拖下來。直至1887年光緒十三年三月，葡利用清政府派拱北稅務司金登千（英國人）前往里斯本交涉鴉片走私問題之機，舊事重提，搞了一個“中葡會議草約”。同年十二月，中葡簽訂“和好通商條約”，被迫確認“葡國永遠管理澳門”，但同時規定，“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此後雙方多次會商，均無結果。
1890年光鍺十六年，澳葡政府又取得一水之隔的青洲。
在葡人經營之下，澳門的地位逐漸上升而變為重要，受到其他西方國家垂涎。荷蘭商人多次試圖侵佔，於1604年明神宗萬歷三十二年、1607年萬歷三十五年、1622年明熹宗天啟二年及1627年天啟七年，先後四次派兵攻打澳門，但因受守軍及居民頑強抵抗而未得逞。
1802年清仁宗嘉慶七年及1808年嘉慶十三年，英亦曾派兵入侵澳門一帶，未能成功。直至184Z年英國取得澳門東面七十八公里的海島香港，並開辟為商埠以俊，澳門在東西方貿易的地位，才逐漸被香港取代。
葡萄牙一向重視澳門，1604年，當澳門軍民戰勝荷蘭侵略時，葡王約翰便以“天主聖名之城，無比忠貞”的稱號，頒賜給澳門，後來，又把澳門列為它的海外屬地，竟稱澳門為“省”。
1928年4月，中國政府通知葡國政府終止“和好通商條約”，未有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香港和中山都陷落在日軍手裹，而澳門名義上仍在葡國統治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澳門的地位一直未變。但是過去長期以來，澳門發展緩慢。
踏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西方經濟發展刺激之下，在香港經濟增長帶動之下，澳門政府逐漸改變保守政策，開放門戶吸引外資，澳門經濟才開始有轉機。1974年葡國“四．二五”革命後，里斯本宣布放棄殖民主義，有意改變澳門地位的性質，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由葡國管理的地區。在政治和行政上，也逐步改革，1 976年頒行“澳門組織章程”，成立澳門立法議會。
1979年2月8日中葡建交，1980年3月澳督伊芝迪將軍首次應邀官式訪問北京，同年6月，廣東省省長習仲勛首次專程訪問澳門，1981年10月，新任澳督高斯達應廣東省省長的邀請，到廣東省作四天官式訪問，並順道訪問珠海特區。10月底，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來澳作兩天私人訪問， 12月，廣州市市長梁靈光、副市長歐初及梁尚立訪問澳門。澳門予中國內地的關係日益密切，變成中葡友好的橋樑，變成中國促進四化建設和台灣回歸祖國的橋樑。里斯本一再強調澳門對於葡中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性。中國已於1972年3月在致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委會主席的信件中指出：“香港、澳門屬於歷史遣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我國政府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港澳問題，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在中葡建交後，北京亦一再重申：澳門是中國的一個特區，中國領土、葡國管理，目前地位不變，對中國不成問題，希望澳門保持現狀，繼續穩定，華人和葡人大可放心致力發展經濟。這樣，澳門歷史邁入新的歷史里程，開辟了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廣闊前景。
(轉載自澳門《華僑報》之《澳門經濟年鑒》)
基督教文化與澳門（上）
羅馬基督教(天主教)的貢獻
天主教此名字是由利瑪竇研究出來，他覺得在中國傳羅馬的宗教，一定要給中國人能接受的，在中國古籍中發現中國造字上有一定性的規律，就是在六書中有一定之意義，發覺「天」字在中國文字結構上來說，即是「神」之意，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統也。」「天」之結構即「一大」而結合成「天」字，而皇帝是最大的，故名為「天子」，故得罪「天」者，即得罪「神」，奉天承諾，中國稱皇天后土。利氏深覺得「天」即「神」之寓言字，故用「天」及「主」作為所用宗教之稱謂，當時羅馬政局並未能接受此名字，初期時，傳教者有多來自意大利及葡萄牙。
在1540年時，教延指派一些有學問及見識之傳教士來澳傳教。後來意大利的神父來到澳門傳教，他們除了傳教外，亦對科技、文化及知識有相當大的貢獻。之前有一位天主教聖人沙勿略 (Francis Xavier)，也曾想到中國傳教，但不成功，到了上川島老死他鄉，而後人都對他十分尊敬，并且想把他屍體埋葬，在馬來西亞及日本都受到影響，這位教士相當有遠見，在一處地方傳教不能固守本身的文化，一定要匯合當地的文化，要學習他們的語言，但當時並沒有人接受，故此孤掌難鳴，結果壯志未籌，就離世去了。
在當時印度羅亞 (即傳教省) 的地方，有一位耶穌會省長范禮安神父(Alexander Valignani, S.J. 1539 - 1606.) 坐在澳門面向關閘，目睹遠處神州，發出沉痛的呼喊說：「巖石呀! 巖石呀!甚麼時候你才能開啟啊!」當時政府仍是閉關自守，此一句成為極有挑戰性的說話，在當時看見在澳門傳教發展下並不理想，因為要學習聽葡語，要入葡籍，並要改葡名，除了為了做生意，得好處及利益下才會這樣做，故此他向當時的修士說：「你們要學中國語啊!」他們卻回應：「學中國語需要有所羅門的智慧，瑪土撒拉的年歲才可以 (意即絕不可能)。」但他並沒有灰心，他亦在羅亞地區找到另一位神父羅明堅 (Michael Ruggieri, S.J. 1533-1607)，他願意到中國，花上不少代價學習中文，1579年到澳門，在澳門勤力學習中文，預備到中國傳教，同時，他亦尋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但當時所有修士反應不佳，後來找到另一位神父利瑪竇 (P. Matteo Ricci 1552-1610) 為夥伴，他們一拍即合，不單學習日常用語，更深入研究中國文化與文字，而且理解到中國社會文明是掌握在讀書人的手中，他覺到當時傳教只在普羅大眾，起不了大作用。而中國是「士」族社會，若然接觸到大家族、大戶人家或官府人士，那麼教務就容易展開，於是他們多次進入國內，探聽市場，他們並帶地圖及西方稱為「奇巧之器」進入內陸，展示給當時的地方官觀賞，而當時有一位在肇興府中接納，於是天主教就在肇興府開始，他並不意為肇興為目的，因為是要向高層社會為目的，故此北京才是朝向的方向，直至如今你們亦可在京城紫禁城中的「鐘」中，亦有發現當日他們給朝庭之「奇巧之器」。因此，給北京皇帝禮遇，而因鐘亦會朽壞，故皇帝要求他們留下維修這些「奇巧之器」，於是賜予四品官銜，一方面維修鐘，另一方面鑽研中國文化。他的貢獻很大，結交朝延官員，在當時明朝有禮部尚書徐光啟及三位大官，信奉天主教，更被為譽為「中國天主教開教三大柱石」，後更稱為「護教者」，因當時亦遭遇到教難時，因禮儀之緣故，他們遭受一些官員反對。都因為知道他們亦曾作天文台的監察者，後稱為欽天監，後有湯若望 (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 及南懷仁 ( 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 - 1688) 亦有擔任此職，測算當時的天文事宜，最近聽聞已開放第一所天主教所創的天文台，作為旅遊點。
在當時利瑪竇時期不單是進入中國傳教，更將中國四書五經譯成拉丁、法文及德文，由於這樣，德國亦興起漢學熱潮，這段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天主教教士，特別是天主教耶穌會之教士做了一定性的貢獻，他們亦將西方學問帶進中國，而最具象徵性或代表的是，具體的就是今日所見的大三巴教堂，是耶穌會的居所，後來在范禮安催迫下，更擴展成一所神學，即聖母修院，後更擴建為聖保羅堂，升格為神學院，為大學，課程內容會教授有中文、拉丁文、神學、哲學、天文學、物理學、數學、醫學、修辭學及音樂等科目，當時收到學生最多有400多人，而此神學院更栽培外地修士研讀當地文字地方，亦有作為本地修士研讀神學，此地方曾有百多位中國籍修士修讀後進入中國傳道，他們真是精通各種學問。
利瑪寶本身不單是傳教有貢獻，在中國文化上亦能貫通，耶穌會與後來傳教的修會產生矛盾與衝突，都是因為是在文化上的差異，他們認為應該是與匯合當地文化，而其他修會卻不認同，要固守原有文化，傳的是異文化，所以為了此點卻造成了日後的衝突，後來打官司到教延，而教延仍站在保守一派立場，故耶穌會在此點上是喫虧的。而天主教之貢獻是向朝延的大官傳教，除了徐光啟、還有楊延筠和李之藻 (我存) 他們更為天主教開教之三大支柱。
天主教不單將聖保祿堂成為文化交匯的具體建築物之外，而有另一地方之建築物，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間西醫，即白馬行醫院是當時最早期1569年已設立的，現將變成葡萄牙的使館，以上就是明朝之天主教之貢獻。
(三之一)
「基督教文化與澳門」系列，由澳門浸信教會堂主任、浸信中學校長黃鐘牧師講於1999年第二屆基督教文化節，冼錦光先生整理。
http://macautimes.net/times/43/4331.htm
基督教文化與澳門（中）
基督教(更正教)的貢獻
在清朝即有馬禮遜 (Robert Morrision)，他不單帶了人信主，而他的手抄本聖經現亦存在香港大學當中，而其中大部份是米鄰與他一齊共同翻譯，馬禮遜離開世界，表面上他沒有大的成就，後來有一批美國商人在廣州大三行因為記念他，他為傳道死在中國，故發現在中國有一方面是很缺乏，就籌備馬禮遜記念學堂，不是現在澳門的一間。當時，已籌備了資金，但從何處找到老師，他們就去信倫敦會將其需要告之，結果英國沒有回應，只有美國紐約一位塞繆爾。布朗 (Samuel R. Brown) 願作校長，故到澳門開學，第一批只有六位學生，這六位學生後來都成材，他教六位小孩，其中有一位家境並是不太好，後來他作官不錯，他更是第一位留學生叫容閎，家在南屏，是一位靠行乞渡日，但品性純良，郭士臘夫人每次到市場賣菜，他卻自動自覺地協助夫人，因此在對談中，夫人知道他的志趣是入讀學校，故此夫人破例收留他讀書，到馬禮遜學校開辦時，推薦轉校，不久，1842年因香港割讓英國，便將此校搬到香港繼而辦學，香港政府在跑馬地給了他們一塊土地，後更命名為摩利臣山道，將此山作為學校，但可惜，1842年有20位學生，而學校課程除了漢語外，還包括有英語、數學、代數、幾何、聖經、生物、地理、歷史及音樂等課程，在1843年有42位學生，但1849年因布朗身體欠佳，後繼無人，就將學校結束，他甚覺可惜，於是在當中向幾位成績較好的學生挑戰，是否願意到美國留學，於是第一位願意有容閎，接著還有黃寬和黃勝，他們都是香山縣人，後到美國麻省修讀中學，在耶魯修讀大學，修畢大學後回國，這引起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童子留學的事情。
當時中國受到烈強欺侮，於是林則徐到澳門，看見那些佛朗基大炮 (紅衣大將軍，因炮衣是紅色)，在澳門媽閣旁邊的其中一街道 (俗稱萬里長城)製造此類大炮，也曾明末清初之時，徐光啟亦有派人到此。當時，布朗派人到美留學之時，而林則徐也曾看見他們烈強已使用大炮，而中國只用刀劍而已，故以夷之道治夷之法，提倡洋務運動，但容閎回國後，這事並不容易，而李鴻章亦覺不能，正如海軍更需兵工廠及造船廠等，故人材奇缺，容閎卻提倡文化，學問這一種事情，是需要培養人材，故不能欲速不達，所以要求朝延各省市挑拔一些精彩學生，年齡在七至十多歲就到海外留學，於是分批留學，總數達至120人，而容閎是主持此事的進展，此事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要，澳門亦在此事上有直接及間接的關係。
另一位是郭士臘 (有譯作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or Charles Gutzalaff) 宣教士，他自行翻譯新舊約遺願聖書，此書亦是太平天國的經典。另一位是宣教士之羅考全 (Issachar J. Roberts) 他在廣州開設教會後，對太平天國有好大的影響，因為當洪秀全考科舉落弟，心灰意冷，而梁發正派發「勸世良言」給他，他大受感動，正查詢有關事宜，便在東石間與羅考全相遇，兩全相遇不其美，而羅考全對他有好感，自覺他是可造之材，鼓勵他到教會留宿學道，接受水禮加入教會。據簡又文教授之『太平天國考典』指出洪秀全信仰是不純正﹔而羅香林教授即指出是他給人陷害，錯誤引導他洗禮後會獲得金錢，故他在洗禮班問心事後提出，因而受到羅孝全誤會，拒絕洪秀全之洗禮，他因心覺不忿，離開廣州﹔後起義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為了與西方打好友好關係，而當時西方國家亦對他有相當大的期盼他能使中國成基督教國家，於是羅孝答允及被邀到南京，後發覺洪秀全信仰極不純正近乎迷信程度，而內中朝延腐敗，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對他因而產生失望，沒有期盼而無功而回。後來羅孝全亦因患麻瘋病離世。
小結：
澳門在文化貢獻上，藉著來華宣教士來澳門及建立傳教事奉外，亦有間接及直接的影響對中國當時的衛生醫療，西方科技上的天文、數學及地理等有一定性的貢獻。而澳門自有歷史以來，神好特別揀選這地方來，不論是在社會建設上，單在福音的角度上來看，基督教預備可以使澳門成為避風地方，在庚子拳亂時，殺戳傳��士及信奉基督的信徒，故此成為很多受害者的避難所﹔在革命時期，孫中山與其同志時澳門都成了柩們暫時的避風港﹔在抗戰期間，由於是中立國家，當日本攻埳珠海與香港時，故免被遭害，保存不少基督教建築物，文化等。更在50年代成為文化最蓬勃時期，澳門是一塊獨特之地方，每逢中國受到動盪時期，澳門卻興盛，當中國沒有重大事情之時，澳門就平靜，當動盪時澳門就匯集一起，成了大溶爐，彼此剌激，大家互補不足，就創造了新的局面。
（三之二）
「基督教文化與澳門」系列，由澳門浸信教會堂主任、浸信中學校長黃鐘牧師講於1999年第二屆基督教文化節，冼錦光先生整理。
http://macautimes.net/times/44/4431.html
澳門看“古”(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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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風攝影報道
來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1050604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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